2019年，长期在广东从事皮具行业的谭某某见很多皮革厂效益不佳濒临倒闭，便想着收购一些快倒闭工厂里的皮具拿来倒卖。经印发小广告，很快，一皮革厂老板与谭某某取得联系，称自己工厂有大量库存包出售。谭某某去到现场查看，以每个40元的价格批量购买了5030个皮包。后因批量转卖不成功，谭某某便将该批皮包运回利川，存放在住处，准备由自己进行零售。
在购买这些皮包时，谭某某根据自己多年皮具行业的从业经验，结合购买价格、皮具外观等，认定该批皮包为假冒伪劣商品。为了高价转卖赚取利润，2022年始，谭某某在明知手上皮包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下，选择在其认为风险较小的某网络平台注册网店进行售卖，参照正品标价减半。售卖过程中，谭某某主要负责接单，谭某某的儿媳杨某某主要负责发货。
为了将假冒的包包顺利出售，谭某某在包装和话术上都下足了功夫。先是购买大量纸箱，参照正品皮包外包装内容和款式委托他人进行印刷；再者，当客户咨询包包是否是正品时，谭某某从不正面回答，而是声称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出来的，只是产品不合格，属于残次品。我们找人低价收购过来，所以售价会比正品便宜。”经过精心包装，谭某某共计出售假包500余个，销售金额共11万余元。
“双侦”结合，精准打击
2023年4月，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利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称，该局辖区一民宅内有人涉嫌在网络平台销售假冒伪劣的皮包。2023年5月15日，利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利川市公安局对该民宅进行现场检查，现场查获未销售的皮包4524个。经商标权利人广东某皮具公司鉴定，该批皮包均为假冒注册商标商品。
皮包查获现场
由于网络售假犯罪手段隐蔽，取证查处难度较大，在公安机关立案后，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提前介入，引导公安机关结合犯罪嫌疑人对销售情况的供述，调取发货清单、网络交易记录、转账凭证等证据，从物流链、资金链、信息链等三方面环环紧扣，查清销售金额。针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“刷单”辩解，结合购进数量、存货数量、进出流水等进行准确判定，并引导公安机关对现场查获的皮包进行分类统计，结合标价做好货值金额认定工作。
2024年5月10日，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利川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承办检察官梳理发现，除前期查明的销售金额之外，杨某某在某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里有部分特定金额的收款来路不明，二人会不会在其他网络平台还有销售假包的行为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检察官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。经过对两名犯罪嫌疑人开展针对性讯问，充分阐明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，杨某某最终承认自己在另一网络平台销售了部分假包。经梳理统计，共计销售金额为1万余元。
促成和解，为企业挽损
2024年12月30日，利川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谭某某、杨某某提起公诉。起诉过程中，被侵权企业某皮具公司向检察机关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，要求追究谭某某、杨某某刑事责任，同时赔偿其经济损失。
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，以劣质商品低价挤占市场，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也损害被侵权企业的信誉和市场竞争力。“本案被告人无正当职业，家庭条件一般，若非其自愿赔偿，企业很可能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，徒有一纸判决。”在分析案件实际情况后，承办检察官认为要更好维护被侵权企业合法权益，减少其诉累，唯有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，推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，才能实现办案的最佳效果。
“我最多只能拿出6万元，多的没有。”起初，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金额存在较大分歧。该院与市法院组织双方多次调解，倾听诉求，了解“症结”，向谭某某、杨某某充分阐释其行为给被侵权企业带来的危害，促使其认罪认罚。最终，双方达成和解意见，谭某某、杨某某一次性赔偿被侵权企业二十万元。
结合全案事实、情节、两名被告人认罪认罚态度，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
下一步，该院将全程监督对涉案被扣押皮包的无害化处理，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。
